威海抗战烈士夫妻--刘光国 苗华舟

（一）

我(笔者刘光国)每想起我的伯父和伯母，心中总是激动不已，越是这样就越更多地想起，心里总是觉得欠他（她）们什么，使我心里难受。今年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我含着眼泪把他们的英雄事迹写出来，以作纪念，并公之于世，告慰逝者，勉励生者，启迪后代，开创未来，实现梦想。文中所记事实，都是听父母和一些革命老前辈说的，他们的英雄事迹决不止这些，现已时隔多年，难免挂一漏万，只这些就已能显出他们的铮铮铁骨坚贞不屈为国为党为人民的革命精神。他们是真正的龙的后代，中国的脊梁。这样的革命先烈何止千万，向先烈们的家属致敬，祝先烈们安息。

1938年，日本鬼子占领了厦门，随即开始了大屠杀，形势急剧恶化，在这风雨飘摇人心慌慌之时，当地的国民党被吓破了胆，军政都溃散了，这样我党打入国民党内的的共产党组织也随之散了，在这种情况下，党要开展工作就更困难了，有一对做地下工作的夫妻，双方都不是当地人，因为口音不同，很容易被敌人发现，男的已被日本鬼子盯上了。为了保存革命势力，党组织决定叫他（她）们回老家山东抗日前线进行抗日。这时，因女人已怀有近产的身孕，初步决定先回女人的老家江苏，等生下小孩再奔赴山东抗日前线。为了安全，他们绕道江西、安徽，爬山涉水于1938年11月初到达淮阴，离老家只有一步之遥了，就这一步之遥却迈不过去，也许是因为一路上劳累颠簸，女人肚子不舒服，似要临产了，没有办法，急忙找了个医院住下。淮阴是这女人当年做地下工作的熟地，这里有许多革命同志，也有许多凶恶的敌人。她这次刚一来，就被当年的国民党特务、现在投降日本鬼子的汉奸发现了，忙到日本鬼子那里报告，日本鬼子就命汉奸侦察她的准确地址，以备逮捕。

（二）

这一对夫妻，来自不同两省，他们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呢？

男的名叫刘庆华，山东文登人，生于1908年，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以教书为名，做党的地下工作，扩展党的队伍，积蓄党的力量。1931年在威海柳林村教书，暗中发展了5名党员，成立了威海市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此后，他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文登、海阳（后来的牟平），并在不同时期，分别任过三县的党组织负责人。这期间，他结识了威海中学的共产党员于荣瑞，经常共同研究如何开展党的工作。由于活动范围的扩大，常常需要外出，外出又不能停课，这样每次外出都是由于荣瑞代课。他除了在外面积极开展工作外，还利用节假日和探家之际，在村里活动，在村里发展了刘其章等5名党员，于1934年初建立了西字城村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并亲任支部书记。后来又培养了刘学章（刘锡荣）、刘新华等为积极分子。

他在外挑着革命重担，家里的负担同样很重，上有七旬老母，并有精神病，下有两男一女，最小的才3岁，还有一病姐带着一个5岁的女孩，因男人去世，常住在家里，活儿却不能干一点，家里的常年病重，很难胜任家务。他与弟弟分家多分到一些地，没有分到房子，借住在弟弟的三件小厢房里。照顾老人和孩子虽有弟弟和弟媳帮忙，他也不能撒手不管，必须分心来管家里的事。地无人种他就找人糊弄，收的粮食不够吃，他就卖地……家里的事他就这样草草了了地对待，然而，对革命却是一丝不苟。由于内外负担过重，长期劳累，积劳成疾，身体很虚弱，同时，身体多处又长了一些不知名的疮，肩上背上腿上都是，常常闹得不能入睡，就这样仍然坚持工作。

1935年初，在胶东特委书记张连珠的领导下，正准备搞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对此刘庆华做了细微全面的分析，总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唯恐对革命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所以就主动找到张连珠讲明道理，结果俩人的意见仍不同一。5月，山东团委组织部长宋竹庭来胶东巡视帮助工作，刘庆华对他除汇报了海阳县党的工作外，还特地讲了他与张连珠之间关于搞暴动意见的分歧，其目的是让宋竹庭说服张连珠，防止对革命造成巨大的损失。

病魔在不断发展，他身上的疮越来越多，逼迫他必须找人治疗，那是村里有一个土医生，他说你这疮要早好就得动刀，又说现在不行，因为天热容易感染，必须等秋后气温低了才行，到割时医生又说，割时很痛，你能受得了吗？回答说，你尽管放心，你想怎么割就怎么割，别人能受得了我也能受得了，别人受不了的我也能受得了。果然割的时候他照常看书，没吭一声。医生又告诉他，你身上那么多疮要分多次割，不能一次割完，这样他只得长时间在家治疗。这时，他的干工作又转到威海，更多的是别人来找他联系工作。

一天，他忽然接到上级通知，要他作为威海党代表，于10月23日到沟于家北庙天寿宫，参加革命暴动前的准备会议。要是开一次普通会议他就不参加了，可是这次不能不去，因为这会太重要了，他咬牙带病步行十几里山路，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首先提出不同意马上举行暴动，理由是我们对群众的发动还不充分，力量还不足，时机还不成熟，不能与强大的敌人抗衡。我们应当继续发动群众，扩大我们的队伍，积蓄我们的力量，看准有利时机，才能取得胜利。否则会对党、对革命造成重大损失。会上围绕这一问题做了长时间的辩论，最后决定暴动照常进行。会后组织上又分工让杨岫庭协助刘庆华在威海开展工作。刘庆华的意见虽然未被采纳，仍然带病按组织计划去发动威海方面的党员参加暴动。

暴动彻底失败了，几个主要领导人张连珠、程伦、曹云章等都牺牲了，因而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也断绝了。党员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一些硬骨头，他们凑在一起，张修己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党的情况，提议重新组建文登临时县委，大家一直推举张修己任书记，为了与上级党取得联系，张修己亲自找到刘庆华，叫他想办法与上级党取得联系，刘庆华马上想到自己同生死共患难的好友邓汝勋，他二人自小在一起读书，长大后同时参加革命，后来分手了，但从未断绝书信往来，他现在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这事必须找他。邓汝勋又将情况报告给延安，最后决定派邓汝勋的好友理琪来胶东。

1936年农历2月底一天傍晚，理琪带着邓汝勋的亲笔信，以卖文房四宝为名，来到了西字城村，几经打听，找到了邓家，受到邓家的热情招待。他又通过长工找到了刘庆华接上了关系，又巧用借口离开了邓家住进了刘庆华家。刘庆华首先对孩子说，谁也不许出去说咱家里有一个外人，谁说了我就打谁，全家守口如瓶。理琪黑白不出门，藏在刘爱华东间放粮食的房间里，经过12天的艰苦努力，二人写成了胶东的整党工作计划，又派本村党员刘其章，先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在一个夜晚把理琪送到沟于家张修己那里，从此文登党组织在理琪的领导下，革命又逐渐走上了蓬勃发展的时期。

由于他的工作很活跃，引起了文登国民党的注意，他们于1936年秋下了逮捕刘庆华的通缉令。党组织决定叫他远走高飞，到外地躲一躲，等形势缓和了再回来。这一下可把他难坏了，自己走了，老母亲孩子和病姐怎么办？老婆偏偏今春就走了，真是雪上加霜。弟弟也有三个孩子，人家能把老母亲和病姐照顾着就不错了，如果把自己的三个孩子再推给人家，其压力就太大了。怎么办？革命是一定要干的，这是不可置疑的，为了革命，我必须离家出走，保护自己，不能保护自己就不能继续革命。要走孩子是问题，总得想个办法，不能扔下不管，如果全推给弟弟话不好说，不推给他有无别处可推。天哪，这怎么办？你快给我想个办法，可愁死我了，他默默地求天，他冥思苦想，家里走家外，家外走家里，四处乱转，怎么也想不出个好主意。时间一分一分地流走，国民党派来抓人的魔鬼一步一步地逼近，在这千钧一发的严重时刻，不容他长时间犹豫不决。他忽然想到村里有几户人家没有小孩，都早就想要个孩子，于是狠狠心，决定把孩子都给了人家。今天弟弟借着送弟媳走娘家去给他借路费，傍晚回来后，知道三个孩子都给了人家，弟弟很生气，但此时此刻又不能发作，两口子顾不上做晚饭，连夜把孩子要了回来。孩子们都躲在婶的房间里不敢出来见爹，就怕爹再把他们给人家，个个都聚精会神地听着那边的动静。哥哥对弟弟和弟媳做了简单的解释和道歉后说，我不能再等了，我在家多呆一分钟就多增加一分危险，必须马上离开家。弟弟说，你还没吃晚饭吧，等做点饭你吃了再走。哥说，不行，我不能在家吃饭，如果有剩饭给我点拿着就行了。弟媳马上把走娘家带回的四个包子拿来，包在早已包好的衣卷里。他又拿出一个红布包说，今天只给你10块大洋，穷家富路嘛，外出的人带这点钱不多，我这里还有大洋4块，是结婚时父亲给我的压腰钱，我一直没有舍得花，也给你吧。他接过大洋说，哎呀，太谢谢你了，我怎么报答你呢？她说，不用报答，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就好。她把手上的白银手镯摘下说，这个我戴不戴都一样，你拿去在最困难的时候卖点钱用。他说，这个我可不能要，我怎么能连你的首饰都拿走呢。她再也没说什么，硬塞进他的包里。这时，弟弟催到，哥，你快走吧。刘庆华来到妈妈的炕前，对坐在炕上的老妈和病姐说，妈姐，我走了。妈说，你到哪里去？不许你走，就在家里。姐说，妈不让你走你就不走吧。庆华说，妈，国民党要派人来抓我，我如果在家里，他们把我抓去，就把我杀了。妈这时像个好人一样，双肩一抖，吃惊地瞪大眼睛说，那你走吧，使劲走远点，叫他们找不到你。儿子双膝跪在炕前，给妈妈扣了三个响头，站起来说，妈，我走了，你要多保重。他转身出了房门，正要开门走，忽然三个孩子哭着一起跪过来抱着他不让走。他弓着腰对孩子们说，你们不怕人家把我抓去杀了吗？孩子都说怕。他说，那怎么办？我要想活命，就得到别处躲一躲，你们放开手叫我走吧。孩子松了手，有的说你早点回来，有的问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时病姐也下来送他，他说，你们谁也不要出去，不要声张，趁邻居都在家吃晚饭，街上无人，我自己不声不响地走出村去。他刚出村外，忽然想起一件要事，又急转回身，直奔刘其章家去，告诉他，我走后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交给你了。刘其章说好，我一定干好。又说，我刚回家，正准备找你，你来了正好，我们几个人给你凑了11块大洋，你拿去用吧。刘庆华接过大洋说，谢谢你们，我要走了，走晚了怕被他们捂在家里。

他没有沿着村中的南北大路走，而是出了村西，沿着山间小路向西走去。他走不多时，5个魔鬼就来扑了个空。

刘庆华先到了上海，准备找他的好友郭海粟，但没有找到，因此与党组织没接上关系。1937年又到了厦门，在这里与党接上了关系，马上又投入了地下工作。他心里很清楚，他这样工作，敌人不可能永不发觉，自己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为了保护党保护自己，每天睡觉前都把有关党的一切材料藏好，不给敌人留下一点蛛丝马迹，并且改名为刘炎。一天夜里，果然国民党派人包围了他的住处，他被捕了，但是没有搜到任何秘密东西。敌人把他吊在梁上，先用棍棒打，又用皮鞭抽。浑身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但他没吭一声，敌人又点着香烧，他仍然一声不吭，宁死不屈，什么也不承认。后经过共产党的多方努力，从监狱里保出来，伤好后，他又打入厦门国民党警察局进行党的工作。

杨顺亲，江苏涟水人，生于1910年，是一个独生女，父亲早亡，母亲过继了一个儿子。她天生聪明活泼，读书勤奋，成绩优异。1930年在涟水县女子高中读书时就受革命思想影响，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她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思想进步，于1931年在学校入党。毕业后在淮阴一带做党的地下工作。后来，她的身份暴露了，遭到国民党的通缉，被迫离开了母亲，转移到上海，并改名叫杨苹秋。在上海她参加了党组织领导的锄奸队，上海“一二八”战争时，她积极参加了后方服务队的工作，后来她的身份又暴露了，因此，1936年，党把她送到厦门作地下工作，又改名为王晓光。在这里，她认识了刘庆华，因为他们做的是同样的工作，所以有机会常在一起分析研究工作，并在工作中互相了解，在学习上互相帮助，在生活上互相照顾慢慢地互相就产生了深厚的革命感情，两心越靠越紧，于1938年结为夫妻。

（三）

夜晚，杨顺亲在医院里刚生下孩子就有人来报告，说日本鬼子马上就派人来抓你，快跑。这时她过去的革命同志，现在假扮伪军与日本鬼子混在一起，当他得知这一秘密后，千方百计跑出来报告。她马上写了一封短信，托医生转送她妈妈，叫她到医院把孩子抱回家养着。庆华脱下内衣包孩子，然后二人眼看着孩子，斜着身子向外走，离开了医院。他们走后不久，日本鬼子就包围了医院。鬼子问，你院有个叫杨顺亲的女人来生孩子，她在哪里？医生说，我们这里没有叫杨顺亲的人，倒是有个叫杨顺福的。鬼子说，可能就是她，就是她，她在哪里？医生说，他是一个男的，在外边干活。鬼子火了说，妈的，给我搜。于是这些恶鬼翻箱倒柜，把医院翻了个遍也没找到人，鬼子们气得临走时，把医院的好多门窗都砸了，又到院外四处搜捕，好像抓不到她决不罢休。

（四）

夜已深，人脚静，夜游的东西也早已回巢安睡了，连那些喜欢在夜间歌唱的小虫子也进入了梦乡，只有月亮和星星还在注视着人间的善恶，关心着那一对夫妻的命运，倾听着静夜中唯一的他们急促的脚步声，看着他们在昏暗的小巷中，慌张地左拐右转，一脚高一脚低艰难地向城外奔去，同情他们此时此刻的遭遇。他们走一会儿找个隐蔽的地方喘几口气，借着微微的凉风消消汗，他们终于跑出了城，城外没有电灯，路也更难走了，他们的体力也更差了，饥饿和干渴也紧紧地折磨着他们。但是他们的意志丝毫不减，相信总有一天定会到达抗日前线。偏西的月亮使劲放慢了脚步，毫无保留地把光亮送给他们，星星也把它们各自的光汇集起来，融入月光之中，帮他们尽快脱离危险。天亮了，太阳出来了，他们已远离城区，这是什么地方？不知道。只见秋风瑟瑟，落叶满地，前面有一个村庄，进村一问，顺亲恍然大悟，知道这是自己常来活动的地方，估计已甩掉了追捕的鬼子，决定在这村里休息。找到一家熟人，简单地说了自己的情况，做人做饭给他们吃。因村里的人口有些复杂，不敢久留，所以饭后二人商量到另一个比较安全的村休息。临走时，顺亲感到两腿间不太舒服，检查一看，内裤血湿，下身还微微流血，简单处理后，又上路了。

他们本应向南走，实际却向西走，离村不远处遇到一条向南的田间小路。回头看看，没人注意他们，便在路边找了个较干的地方坐下，顺亲这时感到腰腿都痛。不多时，他们又站起来往回看，见村头无人，他们又来了个九十度的大转弯向南走去。庆华见顺亲走路越来越困难了，便问，你是不是腰腿痛的更重？她说是。他便主动扶着她走，又走不多远，扶着也不能走了。他停下，放眼向四处一看，见前边不远处似乎有个小草垛，他就把她背到那草垛处，坐在干草上休息。他又把干草铺在平地上说，你躺下，我给你按摩一下。他本不会按摩，见过别人按摩，他想不管效果如何最低可以在她心理上起点作用，他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按摩中感到光线有些暗，抬头一看，东边天空，乌云翻滚，已经把太阳死死遮住，似要下雨，怎么办？走还是不走，如果离开这里下了雨就得死挨雨淋，特别是她受不了，不如在这里等一等，看看情况，不管它，继续按摩。忽又听到隆隆的雷声，他心里一惊，不好！雷雨就要来了，急忙起来，用草搭起一个小窝棚，她在里依草垛而坐，他在外坐在平地上。只听东方哗哗的雨声由远而近，直逼头顶，大雨如注，一会儿上边就有漏水之处，并且越来越重地往他们身上流，他一看这还了得，她哪能受得了，他着急了，马上弓腰站起想办法解决，要出去拉草堵上，外面大雨滂沱，不行，怎么办？雨水不容迟疑，他急中生智，用自己的身体为她把雨水挡住，雨水落在他的背上，再由较低的外侧流到地上。他一直这样保护着她，等待着雨过天晴。地上黄水横流，枯草随水漂游。雨终于停了，太阳从云缝里钻出来了，他们也从小窝棚里出来了。他问，怎么样？好点了吗？她说好点了，走吧。他们刚上路她就滑到了。他急忙把她扶起问，跌坏了吧？她说，不怕，不重。路太滑，泥泞粘脚，无法行走。他想了想说，索性咱就在这里休息吧。等路干一干再走。为了不暴露目标，他们又进了窝棚。他到路上试了几次都不行，直到傍晚才勉强上了路，走不多远发现他们要去的村庄就在前面，然而她的腰腿又不行了，只能扶着她走一气歇一气，后来扶着她也不行了。天渐渐黑了，气温更低了，她那刚生过孩子的身体更怕凉，决不能让她露宿在这寒夜里。他想到这里决心背她走，无论如何，摸黑也要把她背进村。月亮出来为他照路，他加快了脚步。忽然眼前出现一条小河，河对岸就是他们要去的村庄，可是水大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只得将她放下，沿河岸东西找个方便过河之处，偏偏就没有这样的地方，只好涉水过河了。他望着这浑浊的河水，不敢二人一起盲目涉水，必须先下去探探水性。可是他这时又饿又累，体力难支。为了保险，要想法找点吃的补充一下体力。现在地里的庄稼都已经收完，哪里还有可吃的东西？不管怎样，四处看看吧。他说，你在这里歇着，我去找点吃的。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找到了一块没收完的萝卜地，借着月光挑选了几个好的拿回，二人就站着吃起来了。吃完他就挽起裤腿，赤着脚下水了，刚走不远，又回来了，因越往里水越深，把衣服都湿了可不好。他在岸上把衣服全脱了交给他，自己光着身子二次下水。最后探明，脚下不难走，最深处水到他的肚子，水流又不太急。他大脑以动，马上想出了过河办法，他回来把所有的东西都叫她抱在怀里，然后骑在他的脖子上，很快就过河，然后自己又把干衣服穿上，扶着她去找她的战友同志丁建。

（五）

老友重逢，格外亲切，丁建首先叫家人做饭，自己又问寒问暖。当他知道自己的同志一路辛苦的情况后，感慨万端。又说，你们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眼前别的先不管，就在这里住下，先把身子养好，身体坏了什么也干不了。丁建是杨顺亲当年在这里发展的党员，他工作认真，机智勇敢。他把这事告诉了本村另一个党员，二人商量叫客人轮流藏在他们两家，白天尽量不露面，以防暴露秘密。

一天，顺亲躺在炕上，眼泪不自觉地哗哗直流，庆华发现吃了一惊，以为又是她的腰腿病重了，疼痛难忍。忙问，你是不是腰腿病重了？她说不是。他又问，是不是我哪里对你不周，她又说不是。他想，那一定是在想孩子了，一问果然是。她说，我担心孩子被鬼子害了。他用手为她擦干了眼泪说，这个你不用担心，医生自有办法保护她。在医院里，刚生下的小孩多着了，鬼子不可能认出哪一个是咱的孩子，你放心，不会有问题。他只能这样安慰她，自己心里不也是放心不下吗？她觉得男人说的有道理，这才慢慢地止住了眼泪。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住的时间久了，慢慢地知道的人就多了，并且背后说三道四。一个多月后，两个客人觉得长期住这里不好，一是他们都很穷，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经济压力。二是外人已经知道了，怕不安全。三是顺亲的身体好了许多，他们急于奔向抗日前线。他们又考虑自己身上已没有钱了，这里离上海较近，而且那里都有熟人，可以先到那里找找党的关系，如果能找到，先在那里干，后再考虑回山东抗日前线之事。二人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婉转地告诉了丁建。丁建说，咱们都是一条路上的人，来到我家里，虽没有好的给你们吃，但也不能把你们饿着。你对我应当说实话，不要不好意思，我总觉得杨同志的身体还没全好，等全好了再走。她说我已经好了，更主要的是我们想早日到达抗日前线。丁建说，既是这样我们就不强留了，不知你们准备何时动身？她说我们准备明天起早走。丁建说，今天下午我可以为你们做做准备。第二天清晨起来一看，地上树上都是霜，再加上嗖嗖的北风，格外寒冷。别人还没起身，两个党员已把他们送出村外，临别时丁建二人把一大包好吃的和50个铜钱交给了他们……

（六)

顺亲的腰腿并没有全好，所以路上不敢快走，她也走不快。他们晓行夜宿，几天后，干粮也吃完了，她又走不动了，只好找了个小店住下。这个村正好是个集，第二天就是赶集的日子。在集上他发现两个小和尚，经打听知道东边不远处有个庙。他想，她的腰腿不知何时能好，长时间住店可住不起，庙上应当是个好去处。他马上回店与她商量，二人决定去试试，先探探老和尚的口气，好就住下，不好就另想办法。说走就走，他扶着她向庙走去。

一进庙就碰上了老和尚他一见此二人虽有些狼狈，但气度不凡，只交谈了几句便把二人领到自己的卧室。宾主对坐，老和尚问，你们从何而来？他说我们是赶路的，被日本鬼子发现了，他们要追杀我们。老和尚一惊，瞪大了眼睛说，可恨的日本鬼子，他们为什么要杀你们？你们要到哪里去？他一听觉得老和尚有同情心，有爱国情，原把真情吐露一点。他说鬼子知道我们是抗日的，我们要奔赴山东抗日前线进行抗日。老和尚一听，马上喊小和尚上茶。他敬佩地说，你们是好样的，是真正的中国人，中国人都像你们，日本鬼子不会长久了。看来你们一路吃苦太多了，请放心地把你们的实情对我讲明白。于是他就把满肚子的苦水都倒出来了。他听后气得浑身打颤，两手一拍，咬牙切齿地说，哎！可惜我老了，心有余力不足，否则我就还了俗，与你们一起奔上前线，杀他个片甲不留，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说，老师傅，你的一片爱国之情令人尊敬，你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你虽因年老不能亲上前线，在后方也可以发挥你的余热，做一些与抗日有利的事。老师傅说，经你这一提醒，我定会尽力而为之，不知二位此时需要我帮什么？他说，不知我们能不能在这里调养几天。老师傅说，她拖着个重病的身子，到了前线，不但发挥不了更大的作用，反而会增加危险，不如在这里住下，我到野外采些中药，给她治好再上前线。他说，只是她在这里住着有些不方便。老师傅说，这个好办，你两个都落发为僧，她女扮男装……她打断了老师傅的说话，我也与那些和尚住在一起吗？老师傅说，不不不，我给你们另安排个地方住下。二人一齐说，谢谢老师傅照顾。从此以后，他们都以和尚的身份吃住在庙里。她每天除了念经不干任何活，基本上就是静养其身。他天天与众和尚一起干活念经，别人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而且尽力干多干好，虽然他不会干，有时还随老师傅一起到野外采药。因为他很少干这种体力活，每次回来都能看出他很累，晚上一躺下很快就睡着了。

有一天深夜，他一觉醒来，发觉她在喘粗气。他问，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他不问还好，这一问她竞哭起来了。他想，她一定是又在想孩子了，怎么办？只能想法安慰她。他说，你是不是又在想孩子了？她说我后悔当初不该把孩子扔下，也不知我妈是否把她抱回家？她是死是活一点消息都不知道，这些日子一直使我放心不小，当时我们把她抱着就好了，我现在就没有那股心事了。他说，你尽管放心，她姥姥一定会把她抱回家，并把她照顾得很好。如果当时咱们抱着她逃走，她会给咱增加很多困难。你想你刚生下孩子，身体虚弱，一路上依靠我照顾你，如果我抱着孩子，就无法照顾你，我们逃跑就很困难了，很可能都被日本鬼子抓去，这样我们一家三口都会被害，所以说，我们当时的决定是对的。你看我们虽然与孩子不在一起，但都安在，这不是比什么都好吗。她说，这样下去，不知哪年哪月我们才能见到孩子？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要我们都活着，总有相见之日。善有善报，老天会安排我们相见的。她说，我们走时连句话也没留给孩子，你明天就别去采药了，去找纸和笔，给孩子留一封信。他说，行，我听你的，你说都写什么？她说，首先把我们对她的爱告诉她。再叫她长大好好读书，然后参加革命。第三，告诉她我们去的地方，叫她长大后一定去找我们。

老师傅天天为她采药煎药，采不到的他就花钱买。时间久了他们也不好意思，几次提出要走，但都被老师傅阻止了。他说，只有等她的病彻底好了我才放你们走。你们不要不好意思，等她好了我会主动催你们走，坚决支持你们北上抗日。

(七）

1939年的阳春三月，他们几经周折，终于到达了上海。上次他有心来找他的好友郭海粟都没找到，这次他无意找他却在大街上碰上了他。他见自己的好友刘庆华站在自己面前那副狼狈相，心中早已明白了几分，急忙领回自己的住处，问这问那。郭海粟是山东威海人，是刘庆华在柳林教书时发展的党员。“一一四”暴动失败后，他跑到上海，但他的革命意志依然坚强，千方百计向党靠拢，终于又走进了党。他现在开一个小店，以此作掩护，暗中做党的联络工作。此时，他及时按他们的意思向上级党联系，回来说上级党要你们的证明，有了证明定会接纳。他忙翻自己身上的口袋，忽然想起说，糟了！我把证明藏在内衣的补丁里，我们与刚生下的孩子离别时，把这件衣服脱下来包在孩子身上，情急之时，忘了把证明取出。这怎么办？你只好把这一实情向组织说明白，求组织宽容一下。他又几次联系都被拒绝，但也不把他们当坏人看待。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另做打算。最后，郭海粟为他们借了些路费，因海上查的很严，所以托人找渔船把他们送到江北。

（八）

冬天来了，北风飘着雪花。夜，人们都躲在家里，街上寂静无人。直到深夜，刘爱华一家老小，都怀着一颗惊魂未定之心不能入睡。这是因为白天日本鬼子进村烧杀抢掠，虽然他们一家躲过，后街那一片烧房子的熊熊火海仍在脑海中猛烈地燃烧，刺刀仍在闪闪发光……忽然外面传来了敲门声，一家人都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以为日本鬼子又来夜袭。再仔细一听，那叫门声似曾相识。刘爱华忙起披衣，开门一看，地上房上一片白，雪还在不停地下。他踏着白雪出去，不敢大声问话，只是轻轻把街门开一道缝，顿时两个身披白雪的人影飞入他的眼帘，借着雪光一下子就认出是哥哥回来了。他一下把门拉开，走至眼前，轻声说快进家，同时用手拍打他身上的雪。一家人久分重圆，无限高兴。庆华先到东间，借灯光对老母亲说，妈，我回来了。又扯着顺亲的手说，我还给你领回一个儿媳妇。顺亲上前对妈说，妈你好！母亲抬起白发苍苍的头看了一眼，没有什么表情，只说回来就好。他又对病姐说，姐，你好？姐流着眼泪说，我好。你怎么才回来？我想你都快想疯了。三个孩子听说爹回来了，衣服还没穿好就跑过来抱着他，眼里含着高兴的泪水说，爹，你这次回来再走不走了？他抚摸着孩子的头，违心地重复着说，再不走了，再不走了。他又转身来到外间，见弟弟正在昏黄的灯下帮弟媳为他们做饭。走过去说，我不在家，你们付出的太多了，这份情我怎么报答？弟弟拿着柴火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承担谁承担，到今天你能安全地回来，我们全家团圆，不是比什么都好吗？别的什么都不要说了。他又说，有件事我对不起弟媳。她说，哥，你又客气了，我不信。你说给我听听。他说，你送我那一对白银手镯，我一直经心在意地保存着，不想把它变卖花掉，总想等我什么时候回家再换给你。可是我们进入山东后，身上已无分文，一路上吃苦挨饿，边赶路边乞讨，就是正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把它卖掉了，真是对不起你，等我什么时候有了钱给你买一对更好的。她说我给你的时候，根本就没想它再回来，现在你安全地回来了，不是比什么都好，那对手镯算什么，我有没有都一样，你再别客气了。你看锅开了，快上炕暖和，我盛饭你们吃。没有好饭，请哥嫂谅解……从此以后两家又合为一家。刘庆华本来就有病，经这一路奔波劳累，病更重了。

第二天，刘爱华让哥嫂在家休息，自己按哥的意思，外出与党组织联系。那时刘锡荣任文登各救会长，在大水泊西南台的豆腐店里找到了他。他一听说刘庆华回来了，高兴地连夜找到了文登县委作了汇报，当时文登县委也表示欢迎，并叫刘锡荣通知刘庆华带着证明找县委。他一接到通知傻眼了，不管怎样也要见见领导。于是按刘锡荣提供的地址找到了文登党组织，说明情况后，领导沉思后说，你先回家，等我们研究后再告诉你。又是刘锡荣传话，他说你因为没有组织证明，所以不能现在就接纳你，需要观察一下再说。庆华说，上级党的决定我能理解，我希望你能为我多做些工作，张修己我不知他现在干什么，在哪里？他是咱们的老知己，请你找他帮帮忙。刘锡荣答应张修己那里他负责。并说，你在家里不要着急上火，我相信党委信任你。刘庆华找组织，虽然没被接纳，但仍以一个党员的姿态为党工作。休息了几天后就坐不住了，与杨顺亲一起在村内宣传抗日，还教唱革命歌曲，演文明戏（当时称新剧为文明戏），杨顺亲这时又改名杨晓光，她在教唱“松花江上”时，借解释歌词大力宣传抗日。他们先后演出的文明戏有“放下你的鞭子”、“打回东北去”等。演“放下你的鞭子”是夫妻二人同台演出。还与外村联系，轮流到各村演出，每到一村，看的人都蜂拥而至。

不久，他们终于恢复了组织关系。

到1940年初，日本鬼子已在文荣威等地建立了多起据点，西字城村虽没有据点，其北边的邻村，如马井泊、桥头、碑鲁等村都有，他们经常到处烧杀抢掠，进而又组织了全省的大扫荡。这时国民党的部队害怕了，他们把枪插到乡下，脱下军衣藏起来逃命去了。就在这时，刘庆华被委任为文登独立营营长，并接上级指示：组织力量拣枪，壮大我们的队伍。他马上行动，带病身先士卒，一边领导一边与部下一起出去拣枪。同时大力发动群众参加。他们都是夜晚行动，有时不知为什么，到了吃完饭的时候，他突然带领一些人回家找饭吃，常常是把家里做的饭都吃光了，够不够就这些，吃完就走。到了深夜他们又回来了，每个人都背了好多支枪，累得汗流满面，说是要在这里休息，找水喝，喝完水又消失在黑夜里。杨晓光也积极参加这一行动，她与男人一样，背着几支枪，黑来黑去。其弟刘爱华就是在这次拣枪运动中，离开家走上了革命道路。杨晓光不久就调到文登县大队做政治工作，这年夏天又去胶东抗大学习。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去竟是夫妻永别。

由于叛徒刘四的告密，日本鬼子突然包围了独立营驻地于桑庄，这一仗损失惨重，刘庆华身受重伤，再加上多年有病，病伤夹击，那时医疗条件又差，只能在黄庄子养伤。县委书记刘力生亲自去看他，他把自己多年用的一支小手枪亲自交给了刘力生，并且艰难地说了一句不完整的话：

对……不起，我我……不行了，希望……

在他奄奄一息之际，其弟找人用担架抬回家了，他仰卧在炕上不能翻身，左腿老是支着伸不直，两眼微睁，不能说话。弟媳拿温开水用小勺喂他，水都从嘴角流出，到傍晚就离开了人世。全家人都留下了伤心的眼泪，他的子女更是大哭不止。第二天就薄葬了，时年仅32岁。为了迷惑敌人，利于革命，保护自己，他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先后用过好多的名字，现已查明的有：刘庆华、刘炎、刘寿封、刘三和刘华五个。

（九）

杨晓光是1941年4月从抗大结业回家了，一听说刘庆华去世了如雷轰顶，顿时昏倒在地，好长时间才苏醒过来，坐在炕上一个劲地泣不成声流泪痛苦。第二天烈士的母亲过“五七”全家人都到坟地祭奠，杨晓光就在刘庆华坟前打着滚地呼天抢地嚎啕大哭，谁也拉不起来，地都叫她扒出一个大窟窿。突然传来了日本鬼的枪声，她止住了哭起来了。她并没有因亲人的去世而抛掉这个家，更没有因亲人的去世    废，而是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积极地为革命而工作，为革命利用这个家。此后，她在威海办事处主任刘锡荣手下工作，并改名杨曙光。她常常回家换上其弟媳的衣服，扮成一个乡村妇女的形象串村走户，神不知鬼不觉地做着她要做的工作。有时还把一些密信带回家，再由其弟媳转送出去。

她每次回家，一有时间就与其弟媳拉家常，可是她说着说着就跑题了，她曾几次说，有的革命者因为敌人的追捕，不得已而把刚生下的孩子抛下而逃走。可怜的孩子，连妈妈的一口奶也没吃上，她哪年哪月才能见到她的父母。她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思念自己的女儿。当她干起工作时，这一切就都忘了。

1941年秋，崮山一带的伪军和汉奸活动猖獗，刘锡荣派杨曙光到那里做工作，并嘱咐她：如果需要就只能在那里住一夜，最多不能超过两夜。可是她在这危险的环境里，不分昼夜在附近的村庄秘密活动，早就忘了自己的安危，已住了几夜自己也不知道。后来她又秘密转移到崮山西村，由于汉奸邹锦亭的告密，于1942年11月的一天早晨，被崮山西村的伪军逮捕，后被押送到温泉伪军据点，又转送到威海宪兵队。在敌人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下，她宁死不屈一字不吐。敌人气急败坏地用各种酷刑，始终没能从她口中抠出一个有关党的秘密的字。在狱中她又公开对狱友揭露鬼子的各种罪行。鬼子没有办法，只得把她单独关起来。在鬼子官的指使下，有一个伪军头头把她叫到一个单间屋里做她的工作。他说，你想死想活？她说当然是想活，谁还有想死的。他说，你想活我倒有个好办法。她问什么好办法？他说，你给皇军军官做小老婆就没事了。她马上瞪大了眼睛骂道，你根本不是人种，你妈是驴马乱配的出了你这么一狗杂种，你叫你妈来给他做小老婆，我死也不干，你太脏了。他气得搧了她几个耳光子……此后，她在狱中天天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很骂鬼子，唱一气骂一气，鬼子拿她毫无办法，最后鬼子用一群狼狗把她撕了，其残体又扔进了大海。时年32岁。

（十）

亲爱的中华同胞，当您父母子女团聚在一起，尽情地享受着人间的欢乐时，可曾想到您的幸福是怎样得来的？当您吃着香甜的美食喝着陈年的佳酿时，可曾想到您的幸福是怎样得来的？当您扯着爱人的手，甜蜜地陶醉在漫步之中时，可曾想到您的幸福是怎样得来的？您看了这篇拙作定会明白：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他们宝贵生命换来的。

太珍贵了！

每一个中华同胞都要永远地记住他们，千万不要忘记，忘记就是背叛！